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戊戌年八月七日，已抱定“酬圣主”之心的谭嗣同入日使馆与梁启超相见，劝之东游，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遂相与一抱而别。之后谭慷慨就义，吟出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而梁氏则赴东洋，在“行”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坚持到了最后。

任公此生多姿彩

梁卓如启超，又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又别有诸号，广东新会人，生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殁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

梁启超的一生多彩多姿。他是学者、思想家、教育家、政府咨议人员、政府官员和政治运动家。他的政治运动，主要藉助于创办报刊并在其上发表文字言论，所以他也是一个报人和政论家。他早年师从康有为，甲午战败之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以“康梁”知名于京师；乃至与师康有为促进发起著名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则继续鼓吹维新变法思想而不疲，前后相继主《时务报》、《清议报》等报笔政，并著书著文不息以影响舆论。他与革命派展开笔战，力促保皇，鼓吹改良、抵制暴力革命，同时也译介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辛亥后，曾短暂担任拥袁政党领袖，并一度在政府任职，当袁世凯企图称帝时，又与学生蔡锷策划组织武力反袁，护国战争爆发；不久，袁暴亡，又经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组阁，孙中山又发起护法运动，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将段内阁财政总长职务辞去，从此不复涉入政坛。欧洲之行（1918年底至1920年）归国后，梁启超开始集中精力从事传统文化的光大推广和民主研究的活动，四处讲学，此间多有学术著述。1925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7年因健康等原因离开清华。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

梁启超的名字深深刻画闪耀于中国近世史上，政坛上、报章上，学术界、教育界，无不见他的身影痕迹。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怀一腔爱国热血投身政治，探索救国强国之道，他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至今诵吟于青年少年之口不衰。他同时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首，学问渊博，于史学、经学、哲学、文学、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都颇有涉猎研究，著述宏富，比较完备与知名的《饮冰室合集》，计148卷，逾千万字。

攘臂扼腕以谈政治

政治生活在梁启超生命生活中当为第一件大事。

梁启超一生所参与的政治活动，主要有四：即维新运动、立宪运动、反洪宪帝制运动和五四运动，并倡导进行国民制宪。

梁启超的本初是地道的传统知识分子。出生在耕读之家，儿时在家中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儒家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存理想在多少读书人的心中扎下了根。他的潜意识里无疑是考取功名。可是梁启超遇见了康有为：“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堡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自此梁启超退出学海堂，从康有为学：“平生知有学自兹始。”用一句不雅的话来说：梁启超从此是要跟着康有为混了。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在京师的师徒联合各省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后梁启超主笔于《万国公报》宣传变法维新，并协助康有为创办“强学会”——这是他踏上政坛的初端，并且这样年纪轻轻与老师康有为扬名京师，人称“康梁”。尔后京、沪两处强学会被禁，遂抵沪与黄遵宪筹办《时务报》，梁“专任撰述之役”，撰写《变法通义》等政论文章并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影响巨大，俾《时务报》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旗帜报刊，才华横溢的梁启超也被冠以“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美誉。梁启超一生以笔为枪、以笔从戎，除民国曾两度短暂担任过政党领袖、政府官员以外，余则“固以报馆为生涯”（1912年《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并进一步表示：“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创办《时务报》，而“报馆生涯自兹始”。一年多后的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亦是避免因“多言民权”与赞助《时务报》的张之洞“冲突愈积愈甚”，梁启超遂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而其中内容精神亦无异于报章，却是于学堂中向外流播。1898年，终于等到可资实现强国心愿的“百日维新”， 却蒙戊戌政变，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办报事业，撰写《戊戌政变记》刊于《清议报》，又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又办《新小说》，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与革命派的论战也于此时在《新民丛报》上展开。及至民国建立后，1915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9年《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等政论、评议时局文章亦不时见诸报端，实为其政治生命所维系。诚如他的自剖：“固以报馆为生涯”。

梁启超以他的文字在近世政治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创一种“体裁怪特”之新文体，介于文言、白话之间，没有文言的诘屈聱牙，又雅于大白话，“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情感”，具有强烈的鼓动性，思想新颖，“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影响了当时整个思想界。胡适即在日记中称许梁启超为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创建第一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世言论力量借助报章发挥出来影响政治，恐怕自梁启超处始为盛；梁启超的才华横溢、真灼思想也正适于此处发力，这样便真正充分发挥、完成了思想家对于社会的责任性影响。

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于约

作为一位政治人物，尽管梁启超在中国近世政治泥潭与漩涡之中奋力搏击，而结果仅是毁誉参半。这自是他游弋于政治理想和诗文世界之间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心理惯性，也和他的“喜摇笔弄舌，有所论议”的性格有关。与此同时，梁启超又是一个“思想界之陈涉”式的学者、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观念变革，首功当归诸梁启超。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与推动近世各种文体的革新。他提出“诗界革命”：第一要新意境，即“理想之深邃闳远”，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他称谭嗣同诗“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可知他所主张的“诗界革命”是主要革其精神了——这于观念上给予后来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很大影响。1902年，《新小说》创刊。梁启超一生都在探索救国强国的途径，而改造国民是改造国家的基础，同他的“新文体”一样，小说亦具有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厚、民德日和的极大功用，他将小说这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具有“不可思议之力”的高度——他尤其看重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性作用。彼时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与以林译小说为代表的翻译小说正当风潮。“文学进化之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白话）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梁启超从文学角度首次倡扬白话，这成为后来胡适更彻底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的先导。他提倡“新民说”，创“新文体”，作为政治宣传的有力武器，风靡一时，故其在诸文体中于散文贡献最大。

因为报章，梁启超也是新闻史上一不能忽略之重要人物。中国早期新闻学者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评价：“我国报馆之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他的敏锐新颖之思想与“新文体”之体裁怪特，对中国早期报章政论文多有贡献。梁认为报章的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其办报亦有其四大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报道确而速”。这些观点于现在当也不减其色。据考证，梁也是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第一人，同时，他从日文中借得许多语词，“经济”、“干部”……一晃眼这些词已度百岁。

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刊登《西学书目表》，将西译书籍分西学、西政、杂类三类，于目录学上大大冲击了传统定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后陆续著《西书提要》、《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于图书馆学上贡献亦颇大。欧游归国后，梁沉心学术。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脱稿；1922年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1924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1926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除著述、讲学外，1925年，梁启超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后与同在国学院的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被尊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因为有了他们声望一跃而起，成为中国国学研究的重镇。要是说起梁启超的学力何来，除了本性聪慧，幼年青年勤治经史而后又手不辍书而外，很重要的一点应该也是他的老师康有为给他的：1891年十九岁时请学于康有为，就之读于万木草堂，“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梁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他曾题诗在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上：“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知。”又自剖：“可谓有自知之明。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这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自己学问生涯的评价 。一个人能如此清晰地认识自己、中肯地评价自己，鲜矣！

梁启超的“善变”、“屡变”

“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清代学术概论》）也正是由于这个“旁皇求索”，几十年现实政治漩涡的浮沉当中，他的立场几变，当真“未能论定”，以致“世多以此为诟病”。

在近世中国诸多政治人物之中，梁启超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之关系殊为密切,也因此而备受非议，其中以因“善变”“屡变”而受到的指责最为直接，也最为尖锐。有不满斥责之声，当然亦有护誉称赞之音。

康梁以“维新变法”成名，不足十年，又与革命派对峙论争倾向于保皇改良，王闿运日记中就曾这样记载：“康梁保皇以革命，其计甚狡。”（《近世人物志》）民国初建，各种政治力量兴起博弈，梁启超在其中拥袁，而后袁欲称帝又反袁，这是他的一“变”；张勋欲携废帝溥仪恢复帝制时，梁又起身表示反对，这同反对袁氏称帝与之前的保皇主张又是一“变”。不过，他也有不变的，那就是对于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的追求与不懈努力，而他也确实在这上面做的最为成功、影响最为广大。在学问上，他初而沉浸于词章训诂，继而从事今文运动，从康有为说伪经，谈改制，民国后又反对康有为保教尊孔的主张，以至于与老师决裂，继而又专心学问，从事旧有学说的整理，由主张孔子改制而至于反对孔教复兴，又恰恰是一个对立面。

然而梁氏为何在政治立场和学问观念上不惜于多年间一反其本来的见解主张甚乃至“善变”、“屡变”呢？除了本节前面所引述，他自己还有一番解释。“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可见他对于自己还是有相当的认识的。当然，造成他的“善变”、“屡变”，不啻他自身“生性之弱点”，亦是由于中国近世政治生态的复杂多变：交错着变革与保守、内忧与外患、危机与生机等种种的矛盾。毫无疑问，这种政治生态必然会影响政治人物在去就取舍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反复无常,而这却也是历史的无奈。郑振铎对此有一段评价比较公允和透彻：“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不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而已。”这与梁启超的“自剖”又无不切合。

确实来说，历史方是真正“善变”、“屡变“的高手，梁启超，追随而迹画历史者耳。